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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安:今昔的寫作,不是同樣的配方

  “我能明白他們的期待,但我不可能永遠滿足他們的要求,因為寫‘龍城三部曲’的那個我的確已經過去了。”

作者:本刊記者 魏含聿 發自北京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7-17
  6月23日下午,北京中間劇場,在制作方一番簡短的介紹之后,笛安嘴唇輕抿地微笑著從幕布后走出來。兩手緊貼在腿上,顯得靦腆而緊張,讓人想起那些被老師要求才走上舞臺準備表演節目的高中女孩。
  她也確實是禁不住制作方的反復邀請才決定來的,來演一場名為《白兔子,紅兔子》的話劇。這是她第一次當演員,演的還是不能提前看劇本的戲。“就想著去玩兒一下吧,也確實蠻好玩兒的。”兩天后,笛安笑著對《南風窗》記者說。
  盡管有著面對未知的勇氣和好心態,但這樣的嘗新在笛安的生活中絕非常事,她不太喜歡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太喜歡去同時面對很多人,“我連生活都不喜歡。”她在專訪時一臉認真地說,并對記者的驚訝表現出習以為常。
  不喜歡生活,這一點也不像是聲稱“靈感源于生活”的藝術家、作家們會有的態度,卻切切實實地屬于這位“80后”作家。
  聽到這一標簽,大概就會有人恍然大悟般地感嘆:難怪她會有那般特立獨行言論和狀態。畢竟在普遍的觀念里,“80后”的獨特與新潮往往是他們刻意要讓自己獨特與新潮,而這種追求又以那批試圖走在新思潮前端的“80后”作家為代表。
  “沒有”“不會”“不是的”—面對大眾對她身上“80后”“文二代”等標簽的刻板印象,她都是否定的。那是別人以為的笛安的生活,不是真的笛安的生活。就像大多數對她作品的解讀,其實都不是她創作時的意圖。
  但她也不愿去解釋太多,她認為好的作品應該是復雜的,讀者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那些誤解也都是作品的一部分。“我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寫后記,可急于去解釋自己的作品了。”語氣從急迫轉為從容,她換了個更舒適的姿勢接著說:“但是現在歲數大了,總得有點進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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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滿足的期待
  時隔五年,笛安終于帶著她的新長篇《景恒街》與讀者見面了。入行十幾年,新書上市、簽售、面對讀者們的評價,這一切對笛安來說并不陌生。可是這一次,情況多少有點不一樣。
  2018年12月12日,《景恒街》榮獲人民文學獎最佳長篇小說獎。此前獲此殊榮的是麥家的《風聲》、畢飛宇的《推拿》、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笛安成了首位問鼎該獎項的“80后”作家。
  “我知道你要問什么,但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笛安眨眨眼,誠懇又無奈地說。創作時,她只是想給自己在北京的八年時光寫一個故事,寫一個關于她看到的當下人的故事。向來對宏大敘事沒什么興趣,也沒想著要收獲什么,以至于在得到這么大的肯定之后,她開心又緊張,可是完全想不出理由。
  但她卻能理解那些在習慣看“龍城三部曲”(《西決》《東霓》《南音》)的讀者對《景恒街》的失望。女主不作了,那么壞的男主她也不去撕,這看起來很不青春,也很不笛安。“我能明白他們的期待,但我不可能永遠滿足他們的要求,因為寫‘龍城三部曲’的那個我的確已經過去了。”
  對笛安來說,無論是個人的成長,還是作品風格的轉變,都是隨著時間潛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并不是她理性判斷后的主動行為。而所謂的轉型,不過是每次不同以往的新作推出后,媒體與讀者話語下的“被轉型”。
  寫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專心把作品寫好,這些年來,笛安對于寫作的追求始終很簡單,卻也一直沒有放棄對于“好作品”的更深層次地探索。至于讀者們的評價,她會去思考,卻不會看得很重。
  榮獲人民文學獎的《景恒街》豆瓣評分只有5.9,遠低于笛安以往的作品。而她的長篇處女作《告別天堂》,卻被不少讀者堅定地認為是她15年來寫得最好的。
  有時候讀者喜歡一本書,其實未必是理智上認為它有多好,而是因為產生了更強烈的情感共鳴。這本身當然沒有錯,可如果作者把它奉為“寫作圣經”,怕是寫一輩子也難有突破。
  盡管笛安認為,《告別天堂》作為一個長篇處女作,是還不錯的作品。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它之所以被寫成那個樣子,是因為21歲的她只會那樣寫,沒有其余的選擇。“21歲,真的挺小的,對世界所有的理解其實都很少,但是我全都放進作品里了。”當時的笛安甚至不知道什么算是好的作品,就是憑著天賦般的本能,想要找到能夠像用拳頭打人一樣的力量。
  寫到“龍城三部曲”的時候,笛安進入了寫作的瓶頸期,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寫不出來”。《西決》作為三部曲的第一部,至今為止都是笛安賣得最好的一本書,但是笛安對它并不滿意。有些章節她明顯地知道是有問題的,可是也只能這樣,不知道怎么寫得更好。這其實是笛安在有意識地探索和總結寫作方法時,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會說,一個好的文學作品要講人性深處的困境。但是當笛安發現對困境的塑造和寫作其實是有“配方”,并且她已經可以熟練運用的時候,她也發現了“配方”也是禁錮創作的枷鎖。
  “我想走到一個不再有標志的更寬闊的地方,我想忘了這套配方,想看看把配方扔掉之后還有什么。我認為真正了不起的文學作品都在更遠的地方,那兒沒有方向,沒有路標。”
  所以在《景恒街》的寫作中,笛安不再只是關注于表層的文采,她嘗試為自己的故事建立一個更加立體的空間,讓表層的情節、深層的趨勢、潛藏的背景等更多的節奏在其間流動。“我不確定自己做到了沒有,但這是我現在想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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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文學不重要
  除了向著更好的作品摸索,笛安認為自己最大變化是,在寫作中逐漸地淡化了“自我”。“寫作之初,自我表達的欲望很強烈,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把自己藏在哪兒,總會感覺是在寫自己。”一邊說著,一邊喝著外賣咖啡,很自然地拿起放下,沒有故作優雅。
  不再有寫自己的需求,是因為笛安突然發覺,自己并沒有那么特別。自認是個普通人,但反而隨性自在,一如她在采訪中的狀態。
  自我,或者說追求自我,是“80后”群體闖入歷史的姿態。
  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導致的群體訴求的變化,必然地帶來了時代風貌的變化。生長于新時代的“80后”們,很難在上一輩人的文學作品里找到共情。在這種無法勉強的割裂中,“80后”作家開始探索新式的共情表達,成了新一代群體情感的抒發者。
  21世紀的前十年,是文學領域的新舊交界,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時代機遇”。在當時,只要是做虛構類文學的出版社,都在瘋狂尋找一個“80后”作家。“所以必須要講,我是幸運的。”笛安表示,無論是相比過去,還是相比當下,她們那一批作家在出第一本書的時候,都是相對容易的。
  以“80后”作家為創作主體的青春文學應群體訴求而生,作家在作品中表達自我,年輕讀者們在與作品的共情中尋找自我,成了流行趨勢。
  盡管流行,但也備受詬病。青春文學曾一度被認為難登文學殿堂。“可是我覺得《麥田里的守望者》也是青春文學,只不過寫得好,成了經典。”笛安的語氣里有著不容置否的堅定,她始終認為評價作品的標準絕不應是所謂的“類型”,而是作品本身究竟好不好。那些難以被稱為文學作品的青春小說,不是差在它以青春為題材,而是差在作品質量。
  “如果我們把經典文學作品評為100分的話,文學本身對所有作品的要求大概是85分,剩下的15分才是不同類型文學的個別要求。而絕大部分的作品連60分都沒有做到,我覺得就不要去想后面的事了,對我來說也是一樣。”
  所以笛安從來不糾結自己到底是屬于青春文學派,還是嚴肅文學派。她在作品中寫青春,也嚴格要求自己的作品質量,于是有人稱她的作品為“青春文學和嚴肅文學間的橋梁”。但這只是他人對笛安的定位和期待,笛安卻認為寫小說的人最該操心的是自己的作品好不好。
  寫一篇像《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小說—這是笛安一直堅守的夢想。“過了三十歲,我意識到我永遠也寫不出來。可這并不妨礙我依舊把它當作夢想,依舊努力向它靠近。”
  在這樣的夢想之路上,何為青春文學?何為嚴肅文學?承擔什么使命?對笛安來說,全都無關緊要,她只關心自己有沒有在作品里構筑起一個完整復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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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構是一門手藝
  笛安原名李笛安,父親李銳、母親蔣韻都是享譽文壇的作家。2003年,笛安的短篇處女作《姐姐的叢林》完成后,父親幫她投給了《收獲》雜志的編輯。為了擺脫父母的光環,父親在投稿時并未說明兩人的父女關系,笛安則在署名時隱去了姓氏。
  開始寫作以后,笛安探索了一套屬于自己的虛構文學寫作方法,也逐步形成了對虛構文學創作的獨立看法。由于成長的背景和環境不同,笛安在分析作品是更注重“小我”的語境,而她的父親則習慣性地把一切敘事都聯系到時代和社會的層面,父女二人便有了分歧。
  “我一直認為,中國人的寫作,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文人寫作,另一種是把虛構寫作當成一門手藝來操作。”笛安說,她的父親秉承的是文人寫作的精神,而她則更相信后一種。
  在中國有很強大的文人寫作傳統。比如唐宋時,很多大詩人的本職工作是官員,對他們來說寫作是一件業余的事情。他們文學素養深厚,而創作的核心是呼喚社會。盡管不同時代會對文人和知識分子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承擔社會責任永遠是他們寫作的第一要義。
  文人精神和文人寫作固然重要,可它并不是文學特別是虛構文學的全部。小說可以只是小說,其本身不承擔任何意義和責任。“而虛構這件事本身是有章法可循的,這是我有興趣去探索和揣摩的。”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不管莎士比亞在他那個時代具有怎樣革命性的意義,但對于400多年后的普通讀者來說,那個故事本身比它所反映的時代更有魅力。“你可以不知道它的背景,但你知道它在說什么,你能明白那個男孩的憤怒,這是我認為的永恒的東西。”在笛安看來,表述時代、記錄時代可以是一種寫作任務,但是它不應該成為判斷作品好壞的最高標準。
  人民文學獎給《景恒街》的頒獎詞中提到:既有貼切的城市生活氣息與質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憫情懷,不動聲色之間可見時代運行軌跡、社會轉型風貌與情感結構變遷,是一篇文質俱佳的長篇小說。
  笛安感謝這份肯定,但她坦言,所有的這些不過是為她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搭建一個適合的場景,寫到了,情景就有了,并沒有刻意地想要去體現什么。時代風貌也好,社會背景也好,是她小說的一部分,卻不是她創作時的目的。
  “寫小說的本質就是搭建一個世界出來,那個世界可能跟我們生活的世界多少有點關系,但始終不是我們的生活。”而笛安只是喜歡去處理虛構和真實的關系,她只是對虛構這件事情有熱情,至于虛構當中體現的一些現實,都是潛移默化放進去的,不是刻意的安排。她很少解釋這些,她覺得很難解釋,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至于意義,笛安認為藝術本就是無用的,她也不擔心自己在做無用功。“想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有大把的辦法,而我不擔心自己無用。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意義不重要,作品的意義也不是那么重要,至少沒有很多人以為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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