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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武漢太久,他們怎么辦

他們最擔心的是,即便離開武漢,等待著他們的,又將是14天的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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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記者 劉郝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4-03
  “離開武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但如今,這還只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接近。因為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在哪一天,他們能夠從安置點、酒店或者和親友擠了很久的房間里走出來,“頭也不回地”離開武漢。
  等待不再是遙遙無期的。但由于太長時間內看不到明確的希望,而經歷一種心理上“暗無天日”的煎熬,所以即使現在,他們對于時間的感知并不指向未來,仍是專注于過去。
  這群滯留在武漢的外地人,不會太過注意當天的日期,也不知道當下的日子什么時候是個頭。他們只會告訴別人,“57天”或者“61天”這樣的數字—這代表他們困在武漢的日子長短。
  “我想回家。”面對別人的關心或質疑,無論是還有四十多天就要生產的孕婦、治療耽擱兩個月的腫瘤病父親、即將面臨父親離世的女兒還是剛滿五歲的小女孩,他們最先回應對方的往往都是這四個字。
  網絡上有一句接一句的質疑,“你們在武漢也有吃有喝,其他武漢人也是一樣在家隔離,有什么好折騰的?”
  “這么大的困難面前,和家人在一起才會有安全感。”而陷在武漢城內,他們中的大多數連一句面對面的親友問候都得不到。
  即便因探親滯留武漢,日子久了,七八個人擠在狹小的屋子里,也早已摩擦不斷,“寄人籬下,醒了,連上廁所都得先顧著人家,輪到自己敢去的時候,都快中午了”。
  3月18日下午,在一個滿500人“滯留武漢的外地人員”微信群中,有人喪氣地說,“有命離武漢,大家以后不要來這個黑暗的城市了。”
  “這完全不是溫飽層面的問題。”對于不少事業有成,或者借貸累累的人而言,武漢外面的世界,寄托著他們生計甚至生存的全部希望。
  再往后拖,離開武漢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生活的路都斷掉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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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存
  外面逐步復工了,山西呂梁人張建路卻快要到破產的地步。年前,他剛剛投資建成一家有70多個工人的建材廠。
  “一年之計在于春”,但他怎么也沒想到,1月22日探親到達武漢后,等待著他和家人的卻是一個最為艱難的春天。
  計劃中,這本是他事業騰飛的第一個年頭。去年秋天,在建材行當摸爬滾打七八年,張建路才和朋友們投資建成這家股份制企業。運營三四月,廠子拿到足可以維持生產一年的訂單。未曾想,剛剛投產的第一個春天,當頭一棒就是客戶一個接一個地取消訂單。
  張建路回不去。作為法人,所有重要的材料都離不開他的親筆簽字,另一半新招的工人全等著他去指揮和安排。生產型企業,“領頭人必須在場”。
  3月10日呂梁復工,早在這之前,張建路就已通知70多個工人按時返崗。他曾以為,到那個時候,自己也能“被放出去”。
  但眼前,訂單和生產斷掉,工廠面臨的威脅就是倒閉。
  工人現在只能拿到2000元月工資,而年前,這個數字是1萬。14日,是銀行還貸日,過期了,但工廠拿不出錢來。沒有張建路的簽字,也不可能拿到別的貸款。投資近六千萬元的建材廠,正在以“一個月損失七八十萬元”的速度吞噬著他。
  工人鬧著發工資,再不行就要換廠。張建路也明白,工人都沒什么存款,靠著每個月的工資現拿現用。沒有錢,他們只能走。
  到月底,再還不上貸款,這家企業就要被銀行列入失信名單。到年底,都不可能再有什么新訂單。客戶的建設項目都是從頭至尾的,沒在項目開始前按約交付建材,中間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重簽的機會。
  “一夜回到十年前。”張建路和《南風窗》記者說,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奮斗這么多年,剛要有些氣色,就要推倒重來,從零開始。
  電話一個接一個,要他處理大大小小的事務,但這些都需要面對面處理,或者需要資金的支持,他接起電話的時候越來越少,“根本沒有辦法去回復”。
  “看似是耽誤了兩三個月,但實際上,一輩子的事業都被毀了。”對于張建路而言,這幾乎已經是他和家庭的“絕境”。
  疫情開始前,張建路妻子在武漢早產,生下家中二胎。一家四口租住在武漢的屋子,房租繳納難以為繼。
  1月份,他們請求房東減免1000元租金,得到慷慨的答復。這個月,租金已交不出,24小時里,房東間隔發了四條催租微信,張建路和妻子遲遲沒法回復。
  擺在生存問題面前,所有的困難,都只有一個解法,那就是“回去”。回去,幾乎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但目前這絕無可能。
  32歲的湖南衡陽人謝艷紅的要求更低,她只需要“離開”。離開湖北,回家,或者去其他城市繼續打工,都行。再這樣下去,她連每天的一頓飯都成了問題。
  1月15日,她平生第一次來武漢。此前,她一直在廣州一家電子廠打工,辭職后,想著離家近一點,能時不時回去看看放在家里的孩子。
  “真的說不清為什么,就是就近選了個大城市。”年關在即,謝艷紅坐火車來到武漢,想避開年后求職熱,先找到能接著打工的地方。
  沿著武漢街頭,她一家一家店面看過去,門口有招聘啟示,就留意一番。20日,她“聽說有流感,新聞里講過可防可控,就沒在意”,23日上午10點,武漢正式封城,她躲到朋友空著的屋子里去,一個人再沒敢出社區一步。
  沒來前,謝艷紅已有五六千元負債,這一次,她又找姐妹們東借西借。三四天就要從社區團購一次食物,花費一百元出頭,日子久了她買不起,一天只吃一頓午飯,五十多天來蔬菜只吃過白蘿卜、紅蘿卜和土豆,從沒吃過肉,“饞了就吃雞蛋”。
  武漢市民政局2月22日出臺政策,要對生活困難的滯留在漢外地旅客一次性補助3000元。這得申請,她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去社區里問”。這些日子里,除了偶爾下樓提菜,謝艷紅再也沒見過什么人,“就像是坐監獄一樣”。
  作息也亂掉了,凌晨三四點她才會迷迷糊糊睡去。醒來,就只能刷手機,“焦慮”。
  她想出去,繼續打工。這是她“人生中最慘的一次”,想到自己一個人困在第一次到達的這座城市,謝艷紅就為當初那個“頭腦發熱的決定”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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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醫
  荊州人何瑞芳一家的要求更“不過分”,在她看來,這似乎也更容易實現。她們不需要離開湖北,只要從武漢前往荊州,“都是在疫區”。
  困在武漢酒店的日子里,父親右臂術后一個月,癢到受不了,要拆線,她在房間里一點一點親手做完,“剛開始很怕,不敢見到出血,做完就輕松了”。本來,術后兩三周,父親就可在荊州當地三甲醫院做完拆線和復查。但在武漢,沒有床位,即便有,他們也不敢輕易去。
  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是父親右肱骨腫瘤切除手術后出院的日子。從荊州開車到武漢時,下高速,遠遠望去,入口處排滿長長的車輛。起初以為,所謂武漢“戒嚴”,只是取消市內公共交通而已。她并不知道,那時候,自己雖然可以毫無阻礙進入武漢,但已不可能再離開。
  當天,從武漢協和醫院,何瑞芳接父親出院,加上陪護的丈夫,從中午耗到晚上8點,“在高速管制處費盡口舌也沒用”。三人擠到一家快捷酒店里去,原價119元的房費,老板減免成110元。兩天后,大年初一,酒店停止納客,整個樓層,只有兩個房間住著人。
  出城無望,3月6日,她只得帶著父親到唯一可能有床位的省腫瘤醫院去。先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再加入住院排隊,三天后,父親總算住上了醫院。
  “誰不想回家呢?明明在家門口就可以治療。”事后回想起來,何瑞芳覺得自己不是最“無奈”的那一個。在微信群里,她看到,有人僅僅是開車路過,在高速口放下搭便車的朋友而已,“明明入口檢查處的人都看到他是剛下來”,但即便如此,那個人都再也上不了高速。
  同在武漢協和醫院的鄂州人李同海甚至沒來得及出院,就遇到醫院的封閉式管理。陪護的女兒,來院探視的三個家屬,一家五口在醫院滯留至今。
  “錢嘩啦啦流。”病早就好了,可是他們走不出病房。想吃水果,沒法拿到,女兒前些天連發兩條微博,請求好心人能送來水果。只能“給什么,吃什么”,李同海的糖尿病和痛風又犯了起來。
  “醫療費、生活費壓得人難以喘氣。”李同海和家人打遍相關部門的電話,問到最后,都只能再等進一步消息。女兒在微博上寫道,只想回家。
  黃岡人王永銘面臨著妻兒離世的生死威脅。他只需要出去,奔向黃岡,以丈夫的名義,在妻子的手術單上親筆簽字。
  妻子本是4月份的預產期,但突發先兆性流產。手術遠比預想中復雜,到了可能保不住性命的地步。醫院需要丈夫的簽字。電話、視頻或者其他方法,在醫院看來,都不具備法律效力。沒有簽字,手術就不能做。
  王永銘找武漢當地的社區,開證明,要么協助離漢,要么去和醫院溝通,社區都不敢做,“而且表示不對此負責”。
  陷入僵局。生命危在旦夕。截至記者發稿時,事情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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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家
  不僅是飯碗和性命危機,一種更普遍而隱蔽的心理危機在他們中間蔓延。
  在微信群里,有人帶著表情包半調侃地說,來武漢后,作息很規律,凌晨4點睡,12點醒。
  “關鍵是睡不著,死活睡不著,你要安眠藥,人家也不敢給。”有人更加痛苦。
  抑郁也會傳染嗎?這個話題,微信群里又討論了好一陣子。
  沒有人想到,疫情會這么嚴重。更沒有人想到,他們會滯留這么久,日子疊加了一個又一個的14天。
  大四學生伍儀對今年的春節沒有任何特別記憶,“印象中不知道過了個年”。因為寒假實習,她沒來得及離開武漢。封城后,她一個人躲在出租屋里,“已經不知道人和人面對面說話的感覺”。
  運動少,心情低沉,沒有胃口,這些日子來,她一天只做一頓飯,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拍照發給媽媽,讓她放心。
  “還好家里沒急事吧?”記者問。?
  “有急事,爸媽也不會和我說的。”伍儀告訴記者,“不過,現在這情況,我有什么事也不會和他們說。”
  “我相信我和爸媽都是這樣的。”話題末了,伍儀說。
  她用來安慰自己的方法是,讓自己意識到,并沒遇到什么太大的難題,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滯留狀態。
  伍儀在武漢讀書,家在宜昌。疫情過后,她唯一的規劃是,一定要回家找工作,離家近一點,再也不來武漢了。
  武漢遠郊或者鄉下的滯留群體生活往往更加困難。1月14日后,辦完父親的葬禮,在石家莊生活的陳昌一家沒能離開武漢。沒有網絡,沒有書本,孩子沒辦法上網課。白米飯,白面條,中間是一碟辣椒油,或者一碗醬油,是一家三口五十多天來的三餐常態。“你不明白那種求助無門的感覺。”在社區和村鎮救助力量沒有抵達的角落里,這些人只能依靠“自救”。
  “就像孫悟空畫圈一樣”,武漢也被畫了這樣一個“圈”。但在他們眼里,這個“圈”更加“一刀切”,更加讓人漫無目的。
  他們給武漢市市長熱線、省防控指揮部、市防控指揮部打過無數電話,最后“全都回到社區這里”,而社區所能做的,也只是言語安撫或者送些簡單物資。
  有人在微信群里動員,各自拍出求助視頻,由剪輯師合成后,發布出去,引起更多人關注。片子做好后,因為畫面問題,有人看了不滿意,群里吵了起來。這個主意因此一度擱淺。
  “我們這個群體,人數太龐大,但是又太分散了。”一個寫過求助文章的在讀研究生和記者說。
  而目前,他們最擔心的是,即便離開武漢,等待著他們的,又將是14天的隔離。
  (文中采訪對象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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