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竹內亮:真實的中國抗疫是這樣的

以前拍日本題材的,被中國人罵收錢了;現在拍中國題材的,被日本人罵收錢了。“我倒是想收,可是真的都沒收啊。”

作者:本刊記者 胡萬程 發自江蘇南京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7-22

在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用日語講述被害者視角的歷史,引得日本友人們一陣唏噓。

回到千葉縣我孫子市,站在高處俯瞰城市,對攝像機用中文介紹:“幾十年來,我家鄉的建筑物沒有一點變化,對中國觀眾們來說一定很不可思議吧。”

十八年前,23歲的竹內亮第一次來到中國時,可能怎么也不會想到,今后的人生會和這片土地綁定在一起。

自《南京抗疫現場》和《好久不見,武漢》兩部紀錄片大火后,兩個月來他密集地接受了100多家媒體的采訪。初次見到竹內,南風窗記者有點驚訝—短褲衩,人字拖,蓬松的卷發,活脫脫的一個老本地人。

不同于普通的日本人,社交場合中的竹內亮不客氣也不拘謹。他承認自己是“非典型”的日本人。“不贊同日本人那套不給別人添麻煩的‘美德’,我認為人與人只有互相添麻煩,互相幫助,彼此的距離才能拉近。”

他最初“出圈”的紀錄片是《南京抗疫現場》。這部作品記錄了疫情期間的南京:隔離外來人員,學生停學上網課,無接觸式點餐,防疫信息APP。竹內亮讓觀眾們透過鏡頭瞥見中國抗疫的真實一角—850萬人口的南京沒有一例因新冠而死亡,是團結戰疫的成果。

《南京》一片之后,竹內亮開始招募武漢紀錄片的主人公,準備去拍武漢人的故事。剛解封的武漢,外界充斥著猜疑和不安,他身邊的阻力不小,同事、家人和粉絲都曾反對。

但他的意志堅定,“我就是要拍給全世界看,大家現在對武漢的偏見太多了。如果一直沒有人去更新武漢現在的情況,很多外國人的信息還停留在2月份,還覺得武漢很危險呢。”?


送報的價值

離南京莫愁湖不遠的一個創意園中,坐落著竹內亮的“和之夢”工作室。

公司里20多個人,除了竹內亮和妻子趙萍,清一色的90后,整個辦公室顯得朝氣蓬勃。新片的熱播給公司帶來一批新的紀錄片業務,團隊正在加班加點地趕制。

幾年前,日本人制作的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并不算少,NHK播放的《激流中國》系列,《中國鐵道大紀行》《沸騰都市》等作品在國際上評價頗高。但像竹內亮這種舉家遷徙到中國,專注于中日題材紀錄片拍攝,不通過電視臺而是互聯網播放的導演,就沒幾個了。

他的經歷讓人感到好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實在拿起攝像機之前,竹內亮的人生并不順利。

高中時期的他幾乎只干了一件事,看電影。他沒日沒夜地看,幾乎逃了所有的課。他看得最多的是好萊塢的科幻題材,《星球大戰》《人猿星球》,他反反復復觀摩著。豆瓣電影上,他留下的唯一一篇讀后感中寫著,“對我來說,星戰就像是一起長大的朋友”。

因為沒有心思學習,成績一落千丈,交白卷是家常便飯。“至今沒想通我是怎么能不留級順利畢業的,可能是學校嫌麻煩吧。”竹內自嘲。

勉強畢了業,但大學是考不上了,只能上專門學校(相當于國內的職高)。源于對電影的喜好,他萌生了去好萊塢當導演的想法,準備先過語言關,報了一所學習英文的專門學校。雖然性格“非典型”,但在英文學習上,他倒是很典型的日本人,學得不太好。沒學一陣子,又回到了逃課看電影的老路。

專門學校的學費是父母付的,再次半途而廢的竹內感到沮喪,無顏見雙親,從家中搬了出來。身無分文、身無長技的他,選擇了一條艱難的路—“報紙獎學生”。

所謂的“報紙獎學生”,是日本獨有的一種獎學金項目,旨在支援那些想以勤工儉學的方式來獲得住宿及全額學費支付的學生。聽上去很誘人,但工作量卻極大。

當時竹內的日程是這樣的:每天凌晨3點開始早報配送,配送四小時后去上學。下午4點放學后,繼續兩小時配送晚報。之后去中華料理店做四小時兼職,11點下班。

滿打滿算,每天的睡眠時間只有三小時,這樣的生活他堅持了兩年。

“大多數和我一起參加獎學生項目的人都堅持不下去,因為實在是太辛苦了。”談及這段經歷,竹內感慨萬千。但也正是這個項目,幫他叩開了影像藝術的大門,

憑借資助,竹內去東京藝術視覺學校學習了紀錄片拍攝,全身心地投入了學業中。策劃、運鏡、剪輯、后期,雖然飽受睡眠不足之苦,但這次他比誰都學得認真,以優異的成績結了業。

起早貪黑的送報生活中,他收獲了個愛好—喜歡上了看報紙和雜志,特別是《日經新聞》《Newsweek》上的經濟社會類新聞。

“或許我也可以用自己的鏡頭,去表現真實的社會。”這樣的念頭在竹內腦海里萌芽了。?


純 粹

托父親的關系,竹內先是進了一家小的制作公司。可惜沒過多久,公司就倒閉了。

這時竹內遇到了人生的貴人—導演廣瀨涼二。

在業界,廣瀨涼二是知名的紀錄片制片人。他曾執導的一部反思二戰題材的紀錄片《該怎樣裁判戰爭·追問戰時性暴力》,因涉及“追究天皇責任”等內容,曾轟動一時。機緣巧合下,年僅23歲的竹內獲得了廣瀨涼二的賞識,加入了他的制作團隊,開始拍攝紀錄片。

“平時的他自由散漫,但一到工作就進入了一種廢寢忘食的狀態。”因工作相識的趙萍,最初就對竹內印象深刻。“普通日本的工薪族,工作大多是例行公事般的,下班后一堆牢騷。但他不一樣,對拍攝紀錄片,是一股純粹的熱愛。”

發自心底的熱情,和不計精力的投入,竹內進步神速。很快地,他從導演助理晉升到導演,開始獨立操刀紀錄片的拍攝。

出道第四年,他獨立完成了一部叫《大挑戰!長江2700公里運輸大作戰》的紀錄片,以零部件的視角,從愛知縣的豐田汽車廠穿過日本海,溯源長江,一路跟隨到四川成都的一汽豐田工廠。為了拍這部片,竹內足足在中國待了一個月,成片獲得了極高的收視率。

第六年,他拿出了一部叫《自那以后十年了·山一證券和拓殖銀行的社員的現在》的作品,追蹤了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當初破產的金融機構員工們的現狀,引起了很大反響,獲得了第45屆放送批評懇談會舉辦的“Galaxy大賽”的獎勵獎。

2011年,他迎來了作品的“巔峰”,拿到了電視臺一億日元的預算,與演員阿部力一起拍攝了《長江·天地大紀行》系列。長達一年的拍攝周期,竹內走遍了西藏、青海、四川、安徽、江蘇等長江經過的所有省份。

然而就在事業一帆風順之時,竹內對妻子趙萍提出了一個令她驚訝的提案:“我想去中國生活。”?


初 心

第一次聽到竹內說這話的時候,趙萍以為他是一時興起。

畢竟在日本婚也結了,孩子也生了。自己在語言學校工作,穩定安逸;丈夫在制作公司拍片,事業蒸蒸日上。只會幾句簡單中文的丈夫去中國,能勝任什么樣的工作,從零開始嗎?

去中國發展的念頭,其實在竹內的心中很早就埋下了。因為拍攝中國題材紀錄片的原因,竹內去了很多次中國。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他就被“人人都恣意表達自我,不加拘束”的氛圍吸引了。后來去得越多次,待得越久,想要留下的想法越強烈。

特別是在拍《長江·天地大紀行》的時候,他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喜歡問他山口百惠和高倉健怎么樣了。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過去,中國人對于日本的印象竟然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這件事給竹內帶來了很大的沖擊。“或許是時候拍點紀錄片給中國人看了。”

一方面熬不過丈夫的軟磨硬泡,另一方面母親想自己想得望眼欲穿,趙萍同意了竹內的提案。

兩人回國的時間撞上了中日關系的冰河期,因為釣魚島沖突,中國的“反日”情緒高漲。竹內應征了好幾個中國電視臺,當時沒有人敢要日本人的作品。無奈之下,竹內又做回了為日本電視臺做節目的老本行。

因為身在海外,竹內這一時期的紀錄片開始從經濟社會向,轉為國際領域。接連接了好幾個重大題材,跟蹤拍攝昂山素季,貼身采訪柬埔寨總理,幾個案子做下來,竹內的收入比在日本時期還高了兩三倍。

雖然收入高了,但當初決定“兩人來中國創業,一起大干一場”的趙萍反而有點失落。

“你不是說要拍紀錄片給中國人看嗎,初心你還記得嗎?”趙萍的一句話,像是一杯冷水澆醒了竹內。


變與不變

現在回過頭來看,視頻網站平臺的崛起,以及自媒體的流行,與竹內后來的發展有很大關系。

“以前沒有電視臺,我拍出來的東西是沒地方播的。但有了優酷、愛奇藝這種網站之后,事情變得不一樣了。”

沒了贊助,竹內沒辦法再做那種以幾個月為周期的項目。再三斟酌,他打造了一個“我住在這里的理由”的短紀錄片系列,主要拍攝住在中國的日本人和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從他們的生活狀態反映兩國的社會文化之變。每集15分鐘,一般兩三天就能拍完,用竹內的話來說就是“很有性價比”。

個人拍Vlog和長視頻的風潮在那時剛剛興起,視頻質量普遍不高。一個成熟的紀錄片導演的作品,頗有些“降維打擊”的味道。因為視頻品質好,竹內很快就獲得了平臺的引流,粉絲漲得很快。

隨著中日關系回暖,日本放寬對華簽證發放,有關日本的事物在網上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竹內接連拍了一些日本藝人的紀錄片,獲得了不錯的反響。逐漸地,節目的粉絲增多,公司的業務遞增,員工也從最初的夫妻二人慢慢成長到了二十多個人。

攝影師阿浩是三年前來到和之夢的,“我來的時候還只是因為工作本身,后來進來了很多同事原本就是亮導的粉絲了。不過大家年齡相仿,萍姐和亮導也對我們很照顧,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談及工作氛圍,阿浩臉上滿滿笑意。

《南京抗疫現場》讓竹內徹底出了圈,再也不僅限于關注日本的人知道他,從網友自行開發的十幾種不同語言字幕,就能看出這部紀錄片的影響力之大。《好久不見,武漢》的熱播,更是給竹內帶來了名聲和業務上的雙豐收。找他們拍片的不只是視頻網站,不少地方政府也找到了他們。

在中國一度成為疫情“眾矢之的”的當下,此片客觀上對于中國形象的改善增益不小。

有外國人罵他拿了中國政府錢,對此他毫不在意,表示早就習慣了。以前拍日本題材的,被中國人罵收錢了;現在拍中國題材的,被日本人罵收錢了。“我倒是想收,可是真的都沒收啊。”竹內哈哈大笑。

在南京已經住滿七年的竹內,現已完全習慣了中國生活。他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愛吃中國的水餃,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還會把微信上接收的文件發到“文件傳輸助手”這樣的高級技巧。

今年42歲的他,創作上精力很旺盛。他說自己還有很多想拍的東西,接下來正在規劃有關“后疫情時代”的紀錄片,他想拍一部反映病毒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哪些變化的紀錄片。

“那你的生活有哪些變化?又有哪些不變?”記者問他。

“變化的是更多的人知道我了,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機會,”竹內沉吟片刻繼續說,“不變的,可能是拍攝紀錄片所追求的真實吧。在作品中,我不會對自己撒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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